
政大新聞系教授鄭宇君的研究團隊在2020年COVID-19疫情萌芽之初,從Twitter上蒐集了許多相關的貼文內容及超連結,以進一步分析全球社群在面對新興疾病之未知風險下是如何進行資訊分享。鄭宇君最後歸納出數種貼文種類,也指出目前對疫情的起源仍未有定論,造成目前陰謀論仍不斷在社群上傳布,若要克服此問題,各國家及相關單位應盡早提出科學證據。對於未來的研究方向,鄭宇君指出在社群時代下,民眾對社會事件之參與記憶的迭代會非常迅速,盼能進一步研究此現象及影響。

憂鬱者如何在Instagram上展演與互動呢?政大傳播學院的研究生昭宏長期關注此議題,並與世新社新系曹家榮教授共同研究。曹家榮教授表示,此研究不只談人的故事,更聚焦於人與科技物共生,盼可藉此「重新認識我們生存的姿態或生活的樣子」。在合作過程中,曹家榮教授總耐心指導昭宏,讓昭宏感到非常安心和感謝。

打開臉書,眼前所見的新聞光是在標題便與過去的新聞業差太多了。昌德老師表示,現今新聞選新聞的方式及新聞下標的方法,不僅與上課所教截然不同,也早已不是過去所認識的那一套新聞原則。這也是他於整個研究過程中遭遇最大的困難。世界雖然變了卻依然有其應對方式,只是尚未在台灣的新聞實務操作裡看到而已。面對新聞業的未來,除了分析,重要的是找出改變與預防的方法。

科技確實可以被視為中介者、視為信使,但當中介者卻決定著人類的處境時,已經使得人類喪失主導權,這也正是此研究中最有趣的面向。科技改變的不僅是人類的傳播方式,也一併影響了人類的思考及行為。「媒介科技決定人類的處境,始作俑者還是人類本身。」現今人工智慧雖是媒介卻也已自成一體,因此當人類面對它時,重釋人類中心主義是絕對必要的。林思平表示,未來她會持續觀察、反思以及探索。

侯政男老師自2003 年正式取得博士學位之後便回到台灣來任教,雖一心研究LGBTQ族群,但當時的社會風氣對「出櫃」有所恐懼,當時許多同志朋友較無意願受訪,使得研究因而受阻;然而,他並沒有放棄。幾十年來,LGBTQ族群以網路、遊行慢慢提升聽能見度,他藉著研究一一將此紀錄、發表。面對國內各大期刊審查意見,他表示「心臟要很強」,勇於接受各種建議將使研究更為全面,也能從反饋中再再確認研究價值。

傳播科技進展不僅足以帶動經濟轉型,亦可能創造新的產業類型。晚近「#直播」產業崛起即是一例,且還可再細分為遊戲實況直播、「帶貨」直播、社交直播等各種類型。
在多由男性主導的企業秩序中,前述新經濟型態是否有助女性「賦權」,提升經濟參與及自主選擇,甚或鬆動性別秩序,相關研究成果正反併陳,未有一致結論,且目前亦少見以社交直播為對象的研究探討。
林怡潔、單蔓婷從平臺經濟 視角出發,選擇以中國為背景、女性社交直播主為對象,探討她們的情感勞動、情緒勞動 及明星勞動的過程,其中又如何牽涉性別政治。
直播的常見經濟模式是讓收視者「打賞」給直播主,獲取經濟利益。這不僅需要直播主以情感勞動維繫網路社群,更因直播的即時性特質,社交直播主在談吐、應變能力等專業技巧方面的要求更高。又由於直播平臺通常不投入直播主內容生產,直播經紀故而扮演要角,培訓直播主社交技巧,助其在社群情感基礎上,發展誘導收視者打賞以變現的專業「套路」。
有趣的是,此種明星式勞動過程其實利用了傳統性別秩序。直播主通常刻意展現女性陰柔特質,將自身營造為滿足異性戀「男友視角」的欲望對象爭取打賞,這也反映出中國式的「企業家男性氣概」;然此也常為女性直播主帶來歧視性攻擊,直播主不僅須為此發展因應策略與自我調適之道,亦可窺見女性社交直播主獲得性別賦權的空間非常有限,反而是強化了既有性別刻板印象。
傳編有話要說
所有傳播科技的發明與進展皆不外於社會。世紀之交,已有學者分析電視新聞直播,認為現場直播所帶來的時間壓力,常促使新聞播報人員傾向於複製既有社會價值來製作新聞,而非為閱聽眾提供深層反思的線索。
社交直播與電視新聞直播雖有明顯不同,但仍共享電子媒介的「即時」特質。從本文分析中則可見,新的數位產業型態仍一定程度仰賴既有性別秩序,甚至被視為風險最小的營利方式。
新媒介科技並非只能是複製傳統社會價值的工具,卻也未必保證指向賦權,或鬆動、改變既有社會秩序。吾人固然期許社會變遷能夠朝著更加多元、開放、包容的方向進展,然在穿越表象之後,挑戰才正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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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來下載原文,看看作者怎麼說:中國大陸女性社交直播主的數位勞動與性別政治
作者:林怡潔、單蔓婷

BL “Boy’s love” 乃常見於漫畫、小說,甚至是遊戲或電影等文類的次文化,主題為描繪「男上加男」的同性之愛。因多由女性創作,且主要訴求女性閱聽眾,相關研究經常將其解讀為女性建立主體性,對抗異性戀霸權 與父權體制 的投射對象,並藉觀者姿態,展現女性情慾及翻轉女性被凝視 的位置。
溫涴鈞、王嵩音發現,相關研究早已嘗試探討各種BL文類且有所成,唯獨BL電視劇研究幾乎付之闕如,然電視劇文類卻又可視為面向大眾的指標,故她們選擇2017年首度出現於臺灣的自製BL自製戲劇,從敘事分析 及符號學 角度探討流行文本如何再現同性之愛。
依敘事分析架構,本研究歸納出臺灣BL電視劇中最常描述的故事單元是因故發生衝突、在相處中日久生情、發現自己的感情與表白、對性向的迷惘、情敵的出現、攜手解決阻礙、相愛而後得以相守等情節。
從符號學角度解析BL劇影像符碼,則可發現許多夢幻唯美、但未必直接呈現的親密場景,營造讓閱聽眾自行投射欲望凝視的想像空間;此外,BL劇中角色仍依循異性戀框架進行個性塑造,但同性攻/受、主/從的強弱關係有明顯的淡化或反轉,由此也凸顯出BL間的權力關係流動。
簡言之,臺灣BL劇中再現的同性戀情呈現「無關性別,真愛無敵」的價值觀。也因此,BL題材固然呼應臺灣友善多元性別的社會氛圍而能逐漸面向大眾,然而由於實際上同志的身份認同及處遇常見險阻而需較嚴肅地面對,BL題材不能與同志文學等而視之。
訴諸真愛的BL文本或許有助於性別友善環境的建構,卻也可能因BL題材場景多有架空時空背景、強調同性戀情浪漫唯美一面的傾向,反而與許多同志真實處境相距甚遠。也因此,BL題材能否藉由流行文化通俗的特質,扮演潛移默化改變社會的公共力量,仍值得持續探索。
傳編有話要說
本文雖視BL電視劇之浮現「呼應」現時臺灣社會氛圍,但論及BL之緣起,卻必須追溯到二戰後的日本,而那卻是一個比現下更為保守,女性地位更加低下且受壓抑的時空。
也因此,雖然包含電視劇在內的各式BL文本多有架空時空背景進行敘事,似乎在塑造一個超現實平行時空的傾向,但將其視為女性對現實中既有性別體制提出不滿與反抗的具體實踐,不無道理。
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BL所象徵的性別政治意涵必不定於一尊。但當BL具一定政治意涵,且多少觸及社會禁忌,會否因此為其受眾「腐女」打造了另一個難以明言、跨越的櫃子?如今BL文本已能以電視劇形式面向大眾,又是否依然有「櫃」可言,抑或在開放多元的社會氛圍中,閱聽人已然可以高喊「我腐我驕傲」?
正如本文所言,BL早已不限女性創作,受眾亦不限於腐女族群。那麼更為廣大且異質性高的各種社會群體如何理解BL文本/文化,或將亦是重要且有趣的相關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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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來下載原文,看看作者怎麼說:臺灣BL劇敘事結構與同性戀情再現之研究(作者 溫涴鈞、王嵩音)

晚近於中國興起的媒體奇觀之一,非「偶像真人選秀綜藝」節目莫屬,2018年甚至被視為「中國養成系偶像綜藝元年」。《創造101》節目引發的熱潮,則無疑是同類節目的領頭羊。
目前相關研究多著重真人秀節目的產製、偶像塑造和粉絲關係,或探討真人秀的特點、成功因素,尚未從女性主義視角關心節目參賽女性的性別再現,及以批判視角解讀背後之權力關係。鑒此,鍾方琦 採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分析方法,並以《創造101》為例,嘗試發掘此類節目背後的(後)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意識形態運作過程。
本文首先視真人選秀為起於上世紀之「選美」比賽的延伸,直指此類新時代的女性偶像養成節目,究其實仍是一場女性被觀看和被選擇的狂歡。其後作者則彙整女性主義/後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批判言說分析 等論述,一方面反思後女性主義將非西方女性單一化的盲點,同時也指出中國脈絡下對女性「白、瘦、幼」的傳統審美標準,在真人選秀節目與廣告內容中明顯產生變化,「甜美可愛」的形象塑造仍為大宗,但也更為強調參賽女性多元的自我個性與自主選擇。
女性性別氣質的打造在中國有其特殊樣貌,且參賽女性似仍可從中獲得愉悅與能動性 。但參賽者出線與否,付費投票的閱聽眾極具決定性,雖可謂賦權於閱聽眾共創「理想女性」新標準,但亦反映出此後女性主義發展進程,實則呼應新自由主義將自由、解放、賦權訴諸於消費的資本運作邏輯。
另一方面,父權在此看似消解,實則從表象遁入深層,因為理想女性形塑過程仍是以吸引男性注意力作為最主要目的。易言之,父權制雖不至於無法抵抗,女性確實也正行使主動權,不過往往是在有限領域內,受到父權的限制。
由此作者總結,儘管中國女性看似在公共領域不斷接近與男性權力的平等,但在媒體之外,在感情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社會生活中,依然處於傳統父權制下的性別劣勢。
傳編有話要說
透過對女團養成節目的分析,作者精準指出植基於中國社會脈絡的「後女性」顯然與西方有所不同,且女性主體性正在揚升。唯在新自由主義資本運作邏輯中強調女性獨立自主,實更接近於行銷策略,未必能反映真實性別秩序,及父權制強加於女性的負荷與不公。
另方面,同樣曾盛極一時的選秀節目《中國有嘻哈》,卻因節目內容所傳遞的Hip Hop文化價值並不全符廣電總局預期而一度遭停播,中國「嘻哈元年」瞬間變「嘻哈末年」,其後節目也改名為《中國新說唱》。同樣是處在中國特有社會脈絡的選秀節目,有節目大放異彩,卻另有節目受限而需重新出發,不禁令人好奇,具中國特色的「後女性」打造及其主體性揚升,是否可能正反映著某種「政治正確」?
政治力因素雖非本文析論範疇,但其在性別氣質、位階秩序的形構過程中是否存在、如何作用,或許亦是值得後續相關研究深入探索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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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Me Up! 指夢為馬:後女性主義時代中國養成系女團真人秀之女性性別氣質、賦權進程及新自由主義再現(鍾方琦)

「厭女」的性別仇恨現象並非起於網路,然網路世界如今成為現實社會秩序的延伸,仇女言論遍布,傷害性不亞於其他暴力形式,值得、也需要正視。
余貞誼為專門探討線上性別仇恨 現象的Gender Hate Online: Understanding the New Anti-Feminism文集帶來深入淺出的扼要評論。該文集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嘗試從社會結構 與技術條件 面向來梳理厭女行動的基礎。
然作者細究,認為本書在社會結構面的解釋過於簡化,在技術基礎層面的分析也頗有技術決定論 的影子。但本書仍足以作為將厭女現象分析從文化層面轉向物性(materiality)探究的提醒。若將物性的作用納入分析,有助得見線上厭女如何藉由社會結構與技術的介入和聚合,讓某種表現形式成為可能,並構築出一種新的社會氛圍、群體動態和文化特徵。
該文集第二、三部分則可視為「線上厭女工具箱」:一面是線上厭女的表現形式所動用的媒介與語言資料庫,另一面則是回嘴抵抗的線上工具與創意戰術。
作者認為,線上厭女不能僅被視為無傷大雅的「只是說說」,因這個「說說」之所以能達成效果,正意味著它鑲嵌在、也持續建構著一個共享的社會關係和文化框架;易言之,對言說行動進行分析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理解言論本身「說了什麼」,追索如此言論究竟起於、又持續建構何種文化價值,更屬關鍵。
仇女言論氾濫,不代表女性就此只能挨打。該文集第三部分集結出各種反擊厭女挑釁的創意行動,藉此激發觀者重新去思考,究竟是誰被包含、誰被排除於「常規生活」的參與和定義之中。
作者認為,這工具箱的兩相映照,其實正凸顯了物的能供性 不僅建基在物質功能上,還包含它被鑲嵌進的文化情境及其行動者的樣態之中,藉由彼此的共構才建基了現象的穩固性。也因此,作者建議,有意閱讀該文集者,不妨多加留意本書如何呈現線上厭女現象的人、物和情境脈絡間的交互作用,並以此角度來思考線上厭女現象的生產與再生產、中介與延伸。
傳編有話要說
對臺灣網路鄉民文化略有瞭解(或本身就是「鄉民」)的朋友,對起源於PTT的「母豬教」應不陌生。從一開始吸引鄉民起鬨追隨或討伐,其後進入普羅大眾視野擴大爭議,不僅在學界延伸出嚴謹討論,更有政治人物嘗試邀請鄉民代表出面對話溝通,此類把攻擊當有趣的言論確實引起社會迴響,顯然不能僅當作玩笑簡單帶過。
正如本文所言,仇女言論不知凡幾,需正視的原因不僅在於它本身即是一種暴力形式,更在於此類言論反映、且正持續建構特定社會價值。作者所評介的文集並不自限於從結構論觀點探究厭女現象,更引進物質論觀點,探索究竟是何種技術條件、如何成為「線上」厭女現象得以可能的物質基礎,正是該文集重要價值所在。
對「物性」的強調,晚近正逐漸重回人文研究視野。該文集雖聚焦論述線上性別仇恨,但本文作者所提留意文集中「人、物和情境脈絡間的交互作用」的建議,是否亦適用於理解其他社會現象或議題?可以如何執行?邀請讀者們一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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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來下載原文,看看作者怎麼說:線上厭女的物質論與工具箱:《線上性別仇恨》 (余貞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