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主編李宜澤

客座主編的話——當代原民性與媒體專題
從原民媒體到媒體原民性

面對國族認同與資本主義對原住民社會大規模壓迫的歷史背景，當代「原民性」（indigeneity）的主體思考顯示了與族群性（ethnicity）和後殖民情境（post-coloniality）互相對話的必要，也成為當前臺灣原住民族議題討論裡的主軸。對族群性的批判來看，原民性的論述是為了反對將族群與國家歷史作為主要載體的論述，由此也重新定義了移動（mobility）與在地性的概念（Sheller & Urry, 2006）。阿帕度萊（Arun Appadurai）對「族群景觀」與「媒體景觀」的反思，進一步打破以「族群身分特質」作為文化載體的傳統思維（Appadurai, 1996／鄭義愷譯，2009）。從後殖民情境來看，原民性批判雖翻轉了殖民治理的主客論述，但也對反思後殖民情境的從屬狀態（subalternity）提出了不滿與差異需求（Byrd & Rothberg, 2011）。作為在南北殖民鬥爭之先的第一民族，以及涵納多重現代性與歷史實踐的文化行動者，原民性批判了解殖民論述依賴南方地理政治論述的不足，也在多樣的本體論轉向當中展現多元認識與跨界連結的網絡性質。

從傳統媒體研究的三種類別——大眾媒體，國家媒體，以及少數族裔媒體——的整體背景來看，特定族群媒體最初被當作作為族群文化的容器與連結媒介，一直以來都在「本真」（authenticity）與「賦權」（empowerment）這兩層面來討論（Ginsburg, Abu-Lughod, & Larkin, 2002／國立編譯館譯，2008）。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提出「復返」作為當前原住民重要意義，而其中連結路徑與根著的「原民銜接」（indigenous articulation）觀點，則指出後殖民處境裡以全球性南北對立而把原居與離散對立的困境。透過原民性，邊緣與核心的二分被取消，更重要的議題在於認同與連接的多重狀態，以及文化節點的根著方式。「銜接」打破原民性是基源與超歷史的聯繫想像，且強調原民身分與傳統是放置於文化政治糾結纏繞的不斷創造過程（Clifford, 2013, pp. 65-78）。

作為再現的媒介，媒體對本真性的製作是族群身分認同的批判場域，而賦權的反思則是讓媒體作為行動媒介而不只是再現的工具；如何將單一型態的族群性，更全貌觀地看待其所面對的殖民情境，多元揉雜（hybrid），以及在國家與文化機構作為展演平臺的轉譯效應。史書美（Shih, 2011）對於「漢語圈」（Sinophone）的討論擴大了華文觀點的歧異性，我們對於「原民性」的觀點也需要跳脫在單一族裔的原住民文化情境，思考原住民處境在地方性質，面對國家治理，在歷史多層次的殖民離散記憶，乃至於因為作為第一民族所反思的身分政治與跨域實踐。以此出發，我們從傳播發聲的「原民媒體」（indigenous media）轉向銜接多元的「媒體原民性」（media indigeneity），重新描繪族群的歷史社會脈絡和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處境與樣貌，把「原民性」放在地方性與全球性的脈絡進行思考，並兼顧具體的經驗研究。透過媒體和原民性的揉雜與銜接，本專刊主題提出以下議題作為思辨當代原住民族的論述空間：
1. 媒體原民性與「認同社群」的生成：當代媒體對傳統再現的多重可能，透過「原民性」反思而跳脫「本真性」的單向再現。面對「傳統的未來」（traditional future, Clifford, 2004）除了在時間理解的非線性之外，還包括對認同社群的建造。原民性不只在於對過去的「回返」，也必然看待未來的可能關係，因此得以延伸傳統的未來與媒體的關聯。原民認同在此不只是個體，同時包含透過社群的創造與網絡，創造出地景與歷史記憶的過程。
2. 媒體原民性與「機構」的複數關係：在媒體再現與認同建構之外，原民性更需要思考世代知識與機構展現的治理論述。透過許多在社群媒體空間，新聞傳播場域與紀錄片等民族誌位置（ethnographic locations），過去的歷史記憶／活動種類，成為當代機構的治理對象。原民性的揉雜包含生活空間都會化，展演與傳習建制化，記憶與敘說複音的消減等現象。透過媒體作為制度化的文化記憶機構，我們需要強調媒體原民性的複數狀態。
3. 媒體基礎設施裡的「倫理反思」：媒體記錄傳統文化的資產性格，與形成原民性的群體行動有極大關係。我們關注當代原民文化揉雜的可能，也因此反思媒體作為基礎設施的倫理觀點。觀察「原民性揉雜」透過何種媒體型態再生產，並討論如何將跨世代文化進行主體化的建構製作，來回應基礎設施裡的倫理反思空間。
4. 從媒體「形式轉向」到原民性「認識轉向」：從「媒介即訊息」的經典論述來看，可以發現原住民知識的「認識」觀點，與媒體建構的「形式」有極大關係。原民性傳統形式以及當代媒體再現的結合，回應原民認識論及本體論的轉向。在新聞報導、小眾電影、社群媒體及紀錄片等多重形式的敘事框架裡，如何回應原住民主體論述；尋找可以連結原民認識轉向，但脫離殖民理論語言及思維形式的可能性。

本次「當代原民性與媒體」的專題呈現原民性的多重宇宙，涵蓋了原住民音樂展演者身分認同，廣播平臺中的文化轉譯，少數族裔電影生產的文化表述政治，紀錄片原住民意象的倫理反思，以及原住民族與氣候變遷報導的議題再現等多樣題材。每篇論文都跳脫了傳遞單一族群的文化本真之功能，呈現出原民性的揉雜特色。本專輯前兩篇文章著重在媒體與原民性社群建造的關係。林果葶在〈當代臺灣原住民音樂人社群媒體的自我展演與身分認同初探〉一文，討論原住民音樂人的社群媒體進行「身分創造」與自我展演的當代網絡演繹。原住民音樂人透過音樂「做出」具有原住民身分的表現和行動，到「接合」（articulation）作為理解連結，並為表演性撐出討論空間。最後林果葶討論了「作為」（being），「展演」（performing），以及「成為」（becoming）原民性的差異。透過這些過程，我們看到原住民音樂人的原民性不只是作為可攜帶身分的行動基底，更包括從時代與社會經濟面向反思下，自我呈現的策略轉變。從音樂人走到廣播，林俊偉針對Alian原住民族廣播電臺的產學合作案，討論該過程如何讓原住民年輕人了解文化轉譯的形式與實作。如何讓當代原住民的音樂文化資產不只是「標本」，並且製造出當代的「原民聲景」（indigenous soundscape）？林俊偉將廣播產學合作計畫作為原民群體的眾多在地原民經驗之一，並且以此推進成為原住民的復返之路。這兩篇文章都以「成為」原住民的行動，標示媒體在原住民社群當中生產或接合原民性的重要意義，以技術延伸的基礎設施作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想像工程。也從當代社群與傳統內容的揉雜過程，探討廣播場域中的原民想像共同體。

另外三篇文章從媒體的「文化表述」與「再現倫理」反思，發展成為回應原民性主體與媒體製作的對話。李一君與達娃卓瑪關於藏族青年的電影生產與文化表述，雖然不是在臺灣族群政治定義下的「原住民」，但從藏族新電影的生產中思考媒體形式與認識論轉向的議題。兩位作者爬梳了藏族電影從西方之眼到境內生產的歷史轉變，並在後來少數文學引導電影製作的風潮下，成為「藏地電影新浪潮」。原住民或少數影像在議題表現結構上常常作為「自我意識標誌對應既有政治統治秩序的回應」，但李一君與達娃卓瑪跳脫這個政治對抗的論述架構，認為少數電影在此成為「多點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般的實踐，更在電影製作的實踐中看到表述生活情境與政治經濟條件的深刻對比。莎瓏．伊斯哈罕布德的文章討論兩部臺灣原住民紀錄片裡的影像倫理。這兩部片都在上映後有熱烈觀影的迴響，但同時也出現對製作團隊與被拍攝族群間倫理考量的批判。莎瓏．伊斯哈罕布德認為以原住民艱難處境為主題的紀錄片，應盡量呈現詳細家族歷史或大範圍歷史政治經濟等脈絡，讓觀眾對主角處境有脈絡性的理解。這篇論文對於媒體倫理的質問毫不迴避，但也讓讀者重新思考，紀錄片作為公開個人與族群隱私與爭議事件的媒介工具，除了對被拍攝者的同意責任之外，還負有對整體族群與階級背景者的議題延伸倫理責任。這裡「原民性」的批判不在於傳統知識的本真性質疑，而是回應當媒體以殖民角度作「奇觀」製作時，需要對於原民主體具有的認識論倫理反思。最後，鄧宗聖所寫〈臺灣原住民電視新聞媒體對氣候變遷的文化再現〉一文雖然作為論文誌要，但也回應了本專輯在媒體與原民性思考裡面的「形式與認識」兩重轉向的討論。鄧宗聖提出四個在氣候變遷報導中文化框架的敘事分析，包括「生態訊號、開放部落、復原力關係、跨文化他者」。透過這四種敘事觀點，當代原民媒體結合氣候意識與敘事觀點，以此檢視傳統原民活動與知識裡的韌性表述方式。原民新聞媒體成為延伸與強化原民性面對環境議題時，得以不斷反思的重要工具；也回應了前面所提出的「形式轉向」（報導方式）成為「認識轉向」的取徑。

二十一世紀的原住民族帶著影音工具回到土地與文化根基上，書寫與報導復返的未來。從「原民根植」（indigenous roots）與「離散往返」（diasporic route）對立的超越，我們發現作為聯繫在地且望向多邊的原民媒體，恰恰成為承載與回應原民性的絕佳場域。媒體原民性成為當代「原民銜接」與「行動復返」的所在，透過在不同的位置落地生根，我們得以看到從傳統生成的原民性繼續在面向未來之處，以媒體為工具，繼續吟唱，編織，雕刻。

《新聞學研究》客座主編 李宜澤 敬上
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