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新聞學研究》收錄四篇研究論文，分別涵蓋新聞產業經營、新聞人員離職、中國紀錄片拍攝、以及媒體管理經濟領域學術期刊的研究趨勢分析。

陳怡璇、林澤民所撰〈離不開的兩難：新聞媒體的公有地悲劇〉一文，運用賽局理論中的「公有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概念分析新聞媒體依賴臉書的現象。幾乎所有臺灣新聞媒體都在臉書上註冊粉絲專業，依賴臉書作為發布新聞的管道，明知廣告收入、點閱率都掌握在臉書手上，是一場不公平的交易，卻仍無法脫身。兩位作者認為，臉書使用者是珍貴的公共資源，為爭取這些使用者的注意力，媒體反而陷入「集體囚徒困局」（Prisoner’s Dilemma）。該研究選擇造訪率與閱讀率最高的綜合性媒體與網路原生媒體，利用電話深度訪談13位媒體決策者的考量，關注受訪者在新聞競爭與發布策略背後所處的情境與因應考量，以及看待臉書的兩難。研究發現，新聞媒體確實在臉書上形成公有地的悲劇，依賴臉書演算法衝高粉專點閱率，在操作上陷入臉書的邏輯難以自拔，損及新聞價值、毀壞讀者對新聞媒體的信賴，最終受益者只有臉書。也因此，作者建議新聞媒體應推行訂閱制，藉由互惠合作共組聯盟，建立優質內容以與社群平台議價的籌碼，嘗試跳脫悲劇、找回媒體的獨立性。

新聞媒體產業經營困難，也反映在新聞記者離職率高。劉蕙苓〈自新聞業出走的抉擇：數位時代的記者離職歷程研究〉一文，探討數位時代新聞工作環境轉變，導致新聞記者感到倦怠，並且因新聞實務與專業價值衝突而產生「心象受阻」，故萌生去意。該研究深度訪談20位自2013年以後離開新聞界的報紙與電視記者，了解其離職的決策歷程。研究發現，社會地位不若以往、薪資水準下滑、工作沒有安全感都牽動記者離職的念頭。數位環境多工、恆久在線、速度至上等新聞超人般的壓力，導致身心受創；在高度焦慮之下，對工作現況抱持價值懷疑，遇到衝擊事件即促成堅決的離職決策。劉蕙苓建議，媒體主管的領導風格直接影響記者離職決策，媒體組織應強化溝通，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並給予記者善盡公共責任的報導空間，否則，人才持續流失將危及媒體生存的根本。

蔡慶同的文章〈反「客」為「主」：白褲瑤村民影像小組的紀錄及其反思〉以中國廣西白褲瑤村民影像小組作為個案研究，從中國西南邊疆鄉村影像及其教育的發展脈絡為基礎，探討其對於紀實性音像可能帶來的反思。生活於桂西北與黔南交界的山區，白褲瑤是瑤族的一個分支族群，一如許多少數民族，他們正處於一個受到現代化外來影響而急速變遷的關鍵時刻。鄉村影像運動鼓勵村民拿起攝影機「反客為主」，不只是受訪者，而是敘事者、拍攝者，為自己的文化發聲。蔡慶同認為，雖然鄉村影像及其教育，由於關注環境變遷以及文化傳承，往往被視為是不夠政治性的，例如難以對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遷移開發計畫提出異議，然而「透過從紀錄、文本到觀看的文化生產之迴圈，在既存的視覺政體之外，形構著某種非依賴他者或為他者服務的可見性，並同時發展出自主的美感經驗」，這也許是更具政治性的。

第四篇論文為黃靜蓉的〈國際媒體管理與經濟學之後設研究：1988-2016〉，以量化、後設研究的方式，了解國際媒體管理與經濟學研究（Media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簡稱MME）之歷時樣貌。研究對象為三本媒體管理與經濟學領域的核心國際期刊，包括Journal of Media Economic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以及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作者收集1988年到2016年間842篇研究論文，針對其出版年份、作者資料、產業類別、理論框架、研究方法等進行內容分析編碼。黃靜蓉認為，早期傳播研究與心理學、社會學關聯較深，管理經濟領域的交集較少，但近來以廣告為收入來源的廣義媒體公司，如谷歌、臉書、迪士尼等影響力擴大，也令媒體管理與經濟學領域受到重視。黃靜蓉指出，MME多半仍引用經濟學、管理學理論，仍缺乏自身理論建構的能力，在主題和方法上也需要更複雜、更多元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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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研究》主編 王淑美 敬上

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