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共產黨矢志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引進市場機能，改變其經濟結構之時，中國大陸的教育機構與傳播媒體這兩個領域，緊隨、同步於經濟的變化，也醞釀、展現了新的風貌。

  對於這些重要現象的記錄與詮釋，目前仍方興未艾，本期以專題「經濟‧政治‧傳播：世紀末的中國、台灣與香港媒體」的部份文章，加入論述的陣容。

  首先，在〈黨報與大眾報紙廣告經營「收入裂口」現象之探析〉這篇統計資料豐富的論文，陳懷林與郭中實指出，1978年起，中國大陸的報紙重新開始刊登廣告，唯至1983年，廣告額只達7330萬人民幣，到了1996年，金額卻已接近78億。其次，其中有個頗可注意的現象，此即自1990年代以來，報紙廣告的增加量，較大部分是黨在各地之大眾（晚）報的平均增加量，黨在各地的機關（日）報的平均增加量，幅度小些，若以上海、廣東與山西為例，1996年三家晚報的廣告額，是黨報的2.5至3倍多，作者將此現象稱作「收入裂口」。 這個現象的產生原因則分作三類，互有關聯。黨報既然側重「政策指導與思想宣傳」，則官員和知識階層為其主要讀者，並以公費訂閱（超過80%，有些黨報甚至達95%）也就事出有因。到了中國逐漸進入消費文明，有關生活用品等類的廣告刊登，於是以繞過黨報，投入讀者是自費購閱的晚報（90%以上）為優先選擇，在這個階段，共產黨先在1990年7月允許廣告篇幅從佔增刊的八分之一，擴充至三分之一（五年後更廢除了比例規定），1991年再解除對報紙的限張管制，提供了晚報恰當的機會，一方面「繞開政治新聞報導的『雷區』，力避宣傳『八股』」，一方面擴版、增加廣告以滿足消費商品的流通需要。作者預測黨報與晚報的廣告佔有率，「會進一步擴大」。至於黨報雖有政府的財政支持，但在市場佔有率漸失之下，未來是否仍會持續「具有政治影響力」，作者並未預測。

  媒體產權歸於共產黨，但媒體的經營過程逐漸為商業力量滲透，不獨見於報紙，事實上，廣告入侵中國大陸之報業的時程，僅比電視略早不到一年。在〈中共改革開放對電視事業經營之影響〉一文，王毓莉指出，從1979年1月起，上海市率中國之先，開始播放電視廣告。此後，商業勢力進入中國電視業的規模日漸增大，至1993年電視廣告量增加至近人民幣30億，較諸1984年時，成長將近90倍，到了1995年，廣告量再增加至近65億。國家資金挹注於電視者，日漸減少，但對中央、省、地市與縣等四級電視台的影響則不一，具有標竿地位的中央電視台，取自國家直接出資的比例，可能仍然不低，但「北京電視台（的）……國家補助……至1996年只佔……0.5%」，同年為止，亦有十七家省級電視台獲得中央政府核可，將或已經將其節目透過衛星傳送，與中央台產生競爭關係，而中央電臺在1996年10月，將其氣象前五秒鐘的一年廣告，賣給山東秦池酒廠，得款3.2億人民幣。這些商業競爭對於中國的電視業，帶來若干正面效應，如電視評論崛起，但此評論又與西方資產階級的媒體評論，不可等同，因中共規定，進行批評時，需「『三見面，三點頭』」，也就是「記者、受批評者、受批評者的主管……必須見面……同意簽字後才可播出」。再者，由於媒體之走向商品化，中國民間出現了「『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說法，又有「『一等記者炒股票，二等記者搞承包，三等記者拉廣告，四等記者上頭條』」的傳言。這些異象是否足以使中共更商業弦易利潤轍呢？作者未有明言，但她指出，若「商業化手段……撼動了傳媒的基本定位」，也就是妨礙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中共會「加以整頓」。

  就在中國的黨控電視引進商業機制之際，中央電視台也從1992年10月1日起，使用衛星對中國以外的華人播送全天候電視節目，正式開啟山水風光以外的大陸節目，進入台灣與本地節目「文化交流」的階段，其後並有許多歷史「大陸劇在（台灣）引起收視……熱潮」。另一方面，「至1994年底，台灣連續劇在大陸播出總時數近三千小時……和流行歌曲……這種通俗文化……的影響力，使得大陸當局……認為其可能帶來『資本主義的精神汙染』」。對於這種狀似互有來往的電視節目之播放，趙雅麗認為，在「雙方政府皆懷抱明顯的政治動機」下，以上情況只能說是〈政治主導下兩岸電視文化交流的迷思〉，文化素質非但無法因此流通而互利，就連經濟利益也很難互補而是「競逐」。作者認為，「大陸影視事業由國家……掌控並走向商業化……勢必對全球華人構成……嶄新的文化影響力……台灣……成為……亞太媒體製作中心（則）……缺乏利基點」。省視、判斷了這些實況以後，趙雅麗認為兩岸的電視交流，應「多一分文化考量，少一分政治較勁」，而台灣政府與其憂慮此交流過程中「『量』的失衡」，不如轉而致力於台灣電視節目「『質』的……提升」，也唯有如此，兩岸民眾才有可能「透過有限的媒體管道，正確、客觀地認識與了解彼此」。

  若說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電視文化，在不等程度裡，均在經濟驅力與政治要求之間，領受了二者的衝突、矛盾，香港作為東南亞的區域電影，乃至於電視節目的製作重鎮，商業動力了無掛慮，統治者亦較少不以政治或文化要求，課以業者特定責任，以此，香港的影視文化呈現與兩岸相當不同的風貌。杜耀明與劉端裕指出，作為香港最大的商業廣電機構，「香港廣播有限公司」（TVB）年產五千小時電視節目，積累達七萬五千小時庫存，在已佔有香港電視觀眾與廣告收入達八成的情況下，「擴展的餘地有限」，從1993年起「努力開拓」海外市場，當年該公司約有一成五的營收從海外取得，至於其策略則分作聯合營運、合資、物物交易與顧問合約等四種方式，其中包括它利用台灣三台受制於國民黨，「搶盡先機，成為台灣電視新聞的重要來源」。

  在這四篇主題論文以外，本期另有四篇一般論文，一篇研究報告，以及兩篇書評。

  翁秀琪以《自由時報》為例，分析1997年初凍省事件之過程中，總統李登輝與台灣省主席宋楚瑜會面的新聞，作者以此例論稱，讀者須有批判的語言警覺，才能洞視新聞之意識形態與權力關係。郭良文選取30則電視影片與平面廣告，論稱快速發展的主體性，使人有了各式各樣的認同，而廣告之傳播內容則加以運用，形成了所謂的「認同的商品化」。羅燦煐以14部港台強暴電影為對象，分析它們對於性暴力的建構，雖有主流迷思與反迷思的區別，但仍辯證地鞏固了現存父權的意識形態。張文強指出，當今的報業經營，面臨了許多商業邏輯與新聞專業的對立要求，衝突四處顯現，他認為，報紙組織架構必須更新，以此才能使商業行為減少對新聞工作的不當干預。

  譚志強與吳志良說，作為中國第一份外文報紙，澳門葡萄牙文的《蜜蜂華報》雖然存在只一年多，影響力只限於澳門葡人，但該報的資料，「絕對是一個寶庫」，值得研究澳門近代史的人，進一步探討。

  孫旭培的書評認為北京人民出版社的《華夏傳播論》，「堪稱傳播學研究中國化進程……的……可喜……成果」；余陽洲用「高標準……驗收」臺北師大書苑的《大眾傳播理論》，「期待台灣的傳播研究邁向成熟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