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林杰（Leo Bollinger）是公法學者，曾經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任內大力改革該校新聞教育。他說，「消極與積極自由這兩個概念，可以結合成軛……消極自由這個領域的建立，適足以成為來源或方法，得以讓人爭取積極自由」。

保林杰認為，在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筆下，積極自由常墮落為專制或威權國家的鎮壓工具。果真如此，強調人有免於動輒得咎的消極自由，就與積極自由呈現敵對之勢。但保林杰這位美國第一憲法修正案專家，多年來的論述重點之一，就在表述，消極與積極新聞自由，不但可以，並且應該是互補的。

根據陳鴻嘉與蔡蕙如的整理，台灣解嚴當年迄至去（2014）年底，在台灣出版或宣讀有關「新聞自由」的碩博士論文、期刊、圖書與研討會論文，總計達362筆。兩人從中抽樣檢視30筆，「發現多數文獻中的新聞自由屬消極意義，積極新聞自由之論述較少」。

放在歷史發展過程，新聞自由的重要面向之一，既然是用以掙脫王權的束縛；既然新聞自由的主張是，我群通過物質化的言論，對外紀錄見聞與表述觀點時，無須得到政府的授權，也不能任意遭致限制，那麼，政府鬆手、免除或最小管制，往往也就等同於新聞自由，實屬可以理解之事。

不過，掌握公權力的國家機器在鎮壓自由時，相關人究竟怎麼具體應對，有待細描。邱家宜寫就的〈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1959-1967）〉，交待的正是《自由中國》半月刊在1960年9月被勒令停刊、一年後《公論報》產權易手，而康寧祥等人的《台灣政論》（1975）尚未短暫浮現之前，非執政黨人士在威權陰影下，行使新聞自由的艱辛與快意。當時，即便早在1960年，《時與潮》已報導，國民黨中常委、主導文宣政策的陶希聖「多次親口」說，成舍我在北京的《世界日報》獲得許可，出版為《台灣世界日報》，可以「樂觀其成」，最後「上峰」卻封殺照舊。《時》本身則在7年後，因報導監委及立委涉入「油商賄案」遭警告後，並不退縮而是予以反擊，直至最終自行停刊。

甲午戰爭後，成舍我與齊世英誕生。毫無疑問，成、齊兩人體現了「中國現代報刊的主流」傳統，他們具備了吳廷俊與於淵淵述及的類型，具有「報國情」，進而通過報刊進入「報國路」。吳、於指出，李金銓主編的兩本書，《文人論政》（2008）以及書名取自成舍我題詞的《報人報國》（2013），已「在新聞傳播學界引起強烈迴響」。兩書所提供的26篇論文，不僅是「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而且是……最應該有的『讀法』」。

在國民黨來台以後的三、四十年間，受限於時代所設定的框架，真誠論事的報人或學人，若是因為其所眼見的政府，只存鎮壓角色，致使僅能看到新聞的消極自由，並無不合理之處。惟成舍我七、八十年前對於報業的觀察與思維，已有超越時代侷限的性質。成氏的這個見識，至今少見人發明，直至黃順星這篇〈民國報業的壟斷問題：成舍我的思考與反省〉，方予正視，還原並發揮於當前。

歷來，對於成舍我的描述，不乏以渠為「托拉斯、深諳印刷資本主義之道、成功的企業（家）」，或將其個人思想歸入「受無政府主義影響」。黃順星獨排眾議，發覺、提醒並強調，早在1930年，成於倫敦考察，就在寄回中國發表的評論說，「不願未來……的中國新聞事業」，出現類如當時英國Beaverbrook與Rothermere之類，「以報紙公器鼓動政潮」、「辦報……惟在……增加廣告收入」的報閥。到了1932年，他已察覺商業化的報紙「無法成為文人發聲倡議的工具」，中國即將「和歐美一樣……文人……（不能與）資本家競爭……只好拱手讓人」。既然看到「資本化報業市場的弊端」，成舍我的「報業發展藍圖」，從其發表於1932至1944年間的文章，可以四句話概括：「資本家出錢，專家辦報，老百姓說話，政府認真扶助、依法管制」。對於報人的歷史領悟，黃順星以當前的話語，總結其建言方向，就在「公共化之必要」。

傳媒若能公共化，如同人之神經與血液循環系統健全，價值不言而喻，但公共化有其困難，其一是公權力若欠缺認知，能力不足，或歷史窠臼與包袱尚未解除，就會出現進一步退一步的現象，不容易讓民眾看到明確的方向與改進的曙光。人們不滿意傳媒現況，公權力的規劃績效不彰，遂有「自力救濟」之舉。

台灣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在前（2013）年底成立，德國之聲中文網當時曾予報導，指「獨立媒體正在改造台灣社會」，因為他們資源雖少，但具有「批判精神，容易打破政商勢力的箝制」。林宇玲選取的4個「公民新聞組織」，從2012年8月起，以一年時間訪談12位記者與管理者，試圖理解這些組織的創辦定位、所有權形態、經營財政來源及人員多寡，會與其表現產生哪些聯繫。作者說，她所選取的4家平台，都認同公民記者的表意自由，但實際上，一旦其影音圖文的表述進入專業領域，必然仍會涉及編輯的控制過程。惟若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則本文稱之為公共模式的「PeoPo公民新聞台」（7位公視員工輪任編輯），另類模式的「上下游新聞市集」（8人全職）、取廣告作為主要財源的獨立媒體「新頭殼」（10位員工），以及商業媒體「今日新聞網WEnews」（2位專職編輯），其實都有獨立記者的身影。

但新聞人的認知、傳媒經營與產權及財政的公共化，固然符合社會所需，亦能在較為相對充分的水平，提供資源讓新聞人發揮質量更高的積極新聞自由，遂行報導與調查，提供較為妥適的告知、預警、協調與糾惡揚善等傳媒職能，但是，這並不能保證其所傳播的內容，盡如人意。

2009年3月，義大利負責預測與預防重大災害的「民事環境保護署」副主任Bernardo De Bernardinis表示，儘管當時L’Aquila市已經連續4個月出現系列震動，但附近應該「沒有危險」。他甚至對當地電視台的記者說，「事實上科學社群告訴我，地牛的這些微顫是好事情，因為可以持續釋放能量」。6天後，該城與附近許多村莊成了廢墟：6.3級地震來襲，數以千的計建築物毀壞，308人死亡。地震後，檢察官以過失殺人罪起訴該署7個人。2012年，7人各遭判刑6年，引發全球科學家譴責這是荒謬審判，因為地震無從可靠地預測，判例將「使任何提供科學建議的人噤若寒蟬」。2014年底，經上訴，6人無罪開釋，但De Bernardinis仍然入罪，只是刑期減至2年。

5個月後，台灣發生「八八風災」，包括高雄小林村遭土石流活埋的亡者，共有699人罹難，氣象預報是否「失準」以致造成災難，同樣成為政府與民眾等非科學家的咎責對象。江淑琳記錄並分析了這個過程，她蒐集2009年8月起，迄至10月底監察院糾正氣象局為止，4家綜合報紙與唯一晚報有關八八風災的報導與評論，佐以中央社與其他政府材料。作者提醒，這些媒體一方面具有「平台」的功能，有關氣象報導是否「失準」及其爭論固然在此進行，但媒體同時也是「建構者」，其本身的報導與評論方式及內容，影響了民眾對災難的感知。

本期另有2篇書評，分別介紹蘇精的《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以及孫旭培的《坎坷之路：新聞自由在中國》。

在卞冬磊看來，蘇精一書儘管「未涉理論」，但運用第一手史料「嫺熟，敘事細密，翔實可靠」，是「禁得起時間考驗的力作」，足以帶領讀者認識「19世紀初到70年代……基督……新教傳教士引介西方活字，革新中文印刷的歷史過程」。

劉海龍說，撰寫中國文人爭取新聞自由的「坎坷之路」，「最合適的人選」無疑是曾經參與新聞法制訂過程、至今撰述不歇的孫旭培。孫氏一方面要「揭開把沒有自由說成無產階級自由的奧秘」，他方面則要指認，中國傳媒在1980年代逐漸市場化，至今難以遏止，致使新聞自由「未有明顯」增進，也是事實。劉海龍認為，孫旭培不同流合污，難能可貴而對後輩已有示範與啟發之餘，卻專注於論戰與說服「權力菁英」，反而忽略了「新聞工作者」與其他體制內外的力量，或許仍有可觀之向下結合，以求擴大新聞自由空間的機會。

馮建三

2015/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