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碩斌的〈活字印刷與台灣意識〉認為，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意識不是在1980年代以後才出現。他主張，發行量平均超過一萬的《台灣民報》（創辦於1923年春，從半月、旬、週，再到1932年的日刊，更名《台灣新民報》），其作者心目中的讀者，已經不再只是「文人雅士及親朋好友」，而是「訴求與想像」，大有轉變。《民報》這麼「宣稱」：「三百六十萬父老兄弟」都是潛在的讀者與受眾。依此考察與論斷，佐以麥克魯漢「媒介是人的延伸」之見，蘇碩斌認為，讀《民報》與民族認同的成形，二者是相同的過程。 

       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如同海外各國的認同，其出現與演變都有特定的政經環境，二者關係的遠近，誠如鑽研《民報》重要作者蔣渭水甚深的黃煌雄所說，身處「文化中國」、「經濟中國」與「政治中國」的現實格局，台灣人仍在調整「集體焦慮」。

中國自身另有焦慮與希望。黃煜、曾繁旭悉心比較，選取廣州、廈門、上海與北京的四起社會抗爭，分析傳媒報導（特別是2009年9至12月期間，《南方都市報》等3家日刊）並藉由訪談，檢視二者的關係。兩位作者指出，相較於另三個都會，廣州的情境脫穎而出。儘管四個城市的議題發展，都與媒體角色「密切相關」，然而，廈門、北京與上海的社會抗爭，訴求都是「以鄰為壑」，也就是只求不污染我的社區，是否污染他人，非其所問。廣州則見差異，這是因為該地傳媒競爭激烈，政治力對其傳媒的監管也較不嚴密，這就使得羊城報紙與從事抗爭的當地民眾，出現了相互激盪的效應，傳媒在此扮演了「倡導者」的角色，有些記者「甚至…出謀劃策…推動議題發展」，最終就使得「政策倡導」成為新的社會抗爭模式，標誌了「公民意識的增長以及公民社會的發育」。

陳韻如研究的是秘魯婦女運動的新聞框架。由於秘魯婦運相對蓬勃而傳媒報導較多，加上1990年代初期，秘魯政府的措施有利於性別平等議題的進展，作者遂取該國三大報紙有關懷孕死亡（1987-89年）、墮胎（1990-91年）與追求生育自主（1992-94年）等活動之新聞（分別是22、88與41則）作為素材，希望從中考察婦運訴求的新契機，並有跨國對比，居間回顧台灣婦運是否能從中汲取經驗。

台灣的電視新聞為人詬病已久，陳憶寧以電話調查，試圖實證電視新聞的負面效果，比如，造成觀眾「世界觀的狹隘」。2006年12月，她讓訪員唸出13個議題，18歲以上國民每100人大約有17人合作，總計有1079人協助作者完成電話訪問，本文發現，電視新聞愈是「戲劇化…民眾愈是認為該議題重要。」

臧國仁、蔡琰有感於旅行書寫之盛行，唯獨少受傳播研究者青睞，兩人期期以為不可。在他們看來，傳媒已經滲透至旅行書寫在內的各種領域及活動。報章雜誌對於旅遊的報導、電視的旅行節目，都是方興未艾，更有充斥虛擬空間的個人網路書寫，無不構成與提供素材，傳播視野可以就此開展。兩位作者因而建議，新科技是否以其「數位」形式，影響旅遊說故事的方式，值得側身傳播領域的人進前探索。

井迎瑞在「學術現場報告」中反思，政府倡導許多年的「數位典藏」，會不會是自相矛盾的修辭與作為？影音圖文數位化以後，確實能夠快速有效、價格低廉地流通，若無人為法律的限制，又可以是符合民主要求的普及手段。然而，數位訊號一經放入硬碟等新科技形式，真能藏之久遠嗎？這是問題。帶領台灣電影資料館進入世界與海外同道交流的作者，親履「世界電影資料館協會年會」，聆聽講演並參與討論，亦可說是一種旅行書寫，兼領娛樂及知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