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鐸的中國大冒險》去年出版，剛好碰上資本主義危機以金融核爆的形式現身蔓延，中國即將在2030年取代美國霸主的鼓譟，風風雨雨飛滿天。眾人在問，如果真有這麼一天，世界會更好嗎？

    周翼虎的〈抗爭與入籠〉則說，現代化及批判理論都不能解釋中國的傳媒，1978年迄今的蛻變，很弔詭地顯示中國眾多改革當中，「最為成功」的就是傳媒，特別是相比於教育及醫療。但這個「成功」是畸形的，中國的傳媒經濟收入幾乎全部依靠廣告（與美國並無不同），而其贏家通吃的程度，讓人咋舌：本世紀前幾年，報紙230億人民幣廣告的40% 集中在2千家報紙的前1%；中央電視台的10餘個頻道約佔中國3千多個電視頻道廣告收入的1/3，央視一台又居1/3的90%，另一說法是40~50%，也就是佔中國所有電視廣告收入的25% 以上。黨國「軟控制」傳媒能力一再增加，從業人員內化了官方價值，市場因此並「沒有成為新聞業獨立的推動力」，反倒可能會讓「記者…陷入…犬儒主義」。

     格局如此，則政治力宏觀調節中國傳媒，是不是已然存在或至少蘊藏著正面要素值得探討、開發、修正與擴張，似乎很難進入人們的意識。惟撇開政策層面的總體探索不論，另有傳媒的個別表現，等待挖掘與評估。

     王毓莉選取廣州《南方周末報》頭版報導209則（2003年4月至2007年5月），發現2005年的17省上書事件後，異地「輿論監督」的篇數「明顯減少」。不過，輿論監督的總數仍大，5年來佔所有專題近6成，其中96%（119則）針對廣東以外的地區而行，「代表公眾」監督「中央級」機構或幹部、監督中央級企業或事業，以及監督省級行政機構或幹部的比例，分別是25.2%、20.2% 與18.5%，近65% 更「直接指出批評對象」。

      徐桂權以2005年6月20日至2007年12月26日，三家日報與三家週刊（報）關於醫療改革的報導與評論為對象，取其文本並訪談部分作者。他審慎地關照這些話語，指出中國的新聞固然「強制」地生產社會「合意」，卻同時醞釀「參與」乃至「抗爭」，致使權力的「收編與合法化過程」無法一帆風順，「隨著公共事件的積累…媒介的表達仍具有…改變社會政治語境的潛能」。曾繁旭分析的是環境保護，通過NGO的投入，1990年代中後期至今，金絲猴、藏羚羊、大熊貓、川西天然林、江河建壩、雲南毀林、基因稻米、北京動物園、圓明園與狩獵權等等，陸續成為媒介議題。作者集中於闡述2003年7月由《雲南日報》開始報導的「反對怒江建壩議題」。通過五家刊物的分析、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他指出中國NGO並不完全被動，而是主動運用媒體、捲入民眾的情感，甚至有若干對抗姿態。曾繁旭也辨認其侷限，一是國家「一紙禁令」就可干預議題，二是「合法度高、財務好、國際化程度較高的NGO」比較可能建構議題，但有更多NGO「被邊緣化」。

     在蝴蝶效應之下，任何生態問題都是全球問題，不因怒江建壩僻處亞洲而專屬於中國所需面對。不過，1988年以來，持續引人關注的課題顯然非「暖化」莫屬。作為最大能源消耗國、也就是理當為減緩暖化肩負重責大任的美利堅，卻在2001年公然表明不批准京都協定。陳靜茹與蔡美瑛以該年至2007年底的《紐約時報》為分析對象，發現該報確實從美國拒絕簽約後，再現量一路下跌，在國際政治變化之際，才又在2006年（177則）超過2001年（127則），並隨2007年6月小布希首次表明政策或將轉向時，再告急增至332則。

     當然，紐時日趨重視京都協定的因素，除了反映美國政府的動向，應該也是對市民社團的回應。對此，方孝謙以圓熟的理論，關照台灣的經驗。作者研究1995年成立的八頭里仁協會（推動溫泉博物館於1998年開幕），以及其後衍生（或說分化）而出的文史協會與北投社區大學。除親身接觸，這三個社團都使用視訊會議及公視的PeoPo新聞網站（2007年4月1日上線），通過審議民主的過程，言宣其「反對設置北投纜車」的主張、討論「北投老街區的明天」（2004年10月）與「三次颱風淹水災害及居民反應」（2007年夏）等地方課題。作者評估後的見解接近於「悲觀」，網路科技固然「增強」北投各公民團體的論述能力，但由於數位落差等情況，致使「跨越、遑論整合不同團體而提升地方的民主動能」，尚未出現。

     許瓊文察覺，競逐利潤的動力驅使新聞界奉行許多「黃金定律」，包括追逐新聞受害者，使其不得安寧，順此，受眾的耳目反射備受刺激，心腦的思慮無從歷練。主流說法扛舉邊沁等人所說的功利主義，認為追求公共利益就是最大人的效益依歸，如果此舉致使他人受損，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種倫理觀展現在新聞採訪時，就會致使當事人或其家屬再受傷。作者考核多家理論、訪談19位受害者並舉行學產官的焦點討論，在各種建言當中，最突出者在於，她認為效益說太過一廂情願，若要避免二度傷害，記者有「義務」注重程序，以受害者的立場來考量其採編。不過，採取這個新的倫理觀念「還不夠」，另有其他應對必須一併引入。一是政府單位及市民團體要有相關的規範或監督；二是本文雖未強調，但曾提及公視記者可以避免違反倫理，看在「商業」台眼中，這「非常不可思議」。那麼，這個對比或許凸顯傳媒體制可能才是關鍵？未來，值得探索的因素，按理也得評估傳媒訴訟對記者採編行為的影響。根據林元輝及中國中央電視台與陳志武蒐集的統計資料，傳媒或記者遭到當事人舉告的事例，中國一年約1500件而記者失利的比例是70%，1999至2005年的台灣是81案而傳媒落敗41%。這些材料顯示的意義是，中方傳媒侵犯人權的次數太過頻繁，以致於訴訟多而其傳媒敗訴比例高，還是台人舉訟少且勝算較低，是以略有縱容傳媒傷害人權之嫌？

    「評價中國傳媒」的四篇專題，以及前三篇論文之外，蕭宏祺與黃順星的書評顯然同樣值得品閱。對於知識份子的角色及其與傳媒的歷史關係仍有當下關懷的讀者，對於「混雜」概念如何是「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多元論」的「恐怖平衡」有所好奇的讀者，在看完〈模糊的文人，相異的實踐〉與〈「混雜」—反思全球化脈絡下的文化邏輯〉兩篇文字後，想必會有攘袂引領的心思，意欲找來原書，讀它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