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收視記錄器」在1987年啟用於美國，1993年台灣引入，取代先前的電話調查。當時，台灣的廣告市場還是賣方（台、中與華視，老三台的）市場，新興的衛星頻道開始攻堅，原限於地方的658個零散電視市場，逐漸一統（衛星頻道已起步，有8或9個）。到了1997年，落地台灣的衛星頻道超過130個。由於壓制之外，台灣欠缺電視政策，致使老三台的殞落速度與幅度，舉世第一；反映在電視的廣告市場，就是買方（廣告主）主導，並在「個人收視記錄器」及其他方式（如「一分鐘收視率」）的羽翼下，形成今日台灣電視的面貌。

  林照真的〈電視新聞就是收視率商品〉取2006年7月一整個月四家新聞台晚間六至八點的「每分鐘收視率文本」，發現收視率前15名的新聞總數2051則，有關當時總統陳水扁家庭就佔313則，如果再加上犯罪（278）、消費（213）、影劇娛樂（192）及弊案（141），已經囊括約55%的收視份額。與此對照，國際新聞是50則。對於這種「電視新聞」超高度「同質化」、「新聞種類嚴重失衡」，作者說2007年4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禁止廠商提供「每分鐘收視率」資料給電視台的作法，雖然正確，但在沒有「破除收視率資料代表觀眾的迷思」前，收視率「操控」電視人的情景，還是會存在。

    電視市場高度零散，報業則相對寡佔。四家綜合報紙囊括八九成的台灣日報市場，邱宜儀與蘇蘅取其中的《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內容分析三報在1998（當選台北市市長）至2007年（辭國民黨主席）之間，每則字數超過一百字的855則新聞，究竟如何再現「政治明星、媒體寵兒」馬英九。作者發現，三報雖然出現愈來愈多的政治人物之軟性報導，「焦點從公共場域轉移到私人領域」，但「政治名人」框架並未一體適用於三報，仍得看「媒體選擇」而定。如中時與聯合報導馬英九的新聞量是自由的四倍多，前兩報的正面報導是58% 與63%，自由則「負面居多」。

   報紙追逐名人，電視整點新聞跟風成了習慣，但廣播或電視的專訪，相對就比較有些變化。江靜之在2007年3月至2008年6月，前後累計三十餘小時，訪問了十位廣電專業新聞人十九次。表面上，一對一（不是一對多）的訪問稀鬆平常，但從題材的選擇、受訪人物與訪談的呈現，其實大不容易。作者整理之後，得出若干足以輝映或修訂理論文獻的發現。許多受訪者說，其廣電專訪如同「報紙社論」，用來「補足…新聞深度的不足」，他們所屬的工作機構之性質，固然會影響其訪問設計，但訪問人的職務、位階及資歷差異，乃至於更大的「社會及媒介情境」與「新聞意理」，其實都對其訪談過程與結果，產生牽制。

     在台灣，一直到現在，報紙仍舊是電視整點新聞及其專題訪談的「衣食父母」，以其較多的編採人力及部署，供應廣電新聞與時論所需要的題材、資料乃至於觀點。如果這些報紙與廣電傳媒互為援引，為社會之符號穩定提供主流的基礎，那麼，網絡空間似乎讓人另有遐想。王右君說，從1994年第一個同志（MOTSS, member of the same sex）BBS在台灣學術網絡出現後，至今網絡的同志論壇也是其「身份展演」的絕佳「場所」。通過關鍵字搜尋，她在2002至2007年間，以立意方式選擇案例，進行「生理男同志」的話語分析。作者說，身體與身份的關係至關緊要，因此儘管是不見其形的「虛擬」場域，憑藉「暱稱、自我定義、語彙選擇」，還是很清楚地標明個人在同志（如基進與保守兩端之間的）光譜，佔了那個位置。何謂主流與正當的道德與權力現象，還是存在，至若傳媒再現的同志集體之刻板印象（如性愛轟趴之被大肆負面報導），在同志論壇也「引發論戰」。「MOTSS論壇…看似安全…然而…並非天堂」。

   不過，王右君提請讀者注意，該文不在追求全面的解釋或通則化，而是要「探索」其他存在的「多種可能性」，從中提煉「理論開發」所需要的養分，進而支援實踐。就此來說，本期的「研究誌要」，以及兩篇書評與「當代論壇」欄目的四篇報告，也有相近的用心。鄭凱同介紹《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自期與其以「不切實際」為藉口，不如肯定與發掘微小抵抗的可能機會。蔡如音品評《文化擴至與亞洲的全球化：著作權、盜版與電影》時，對於教育部等政府單位在跨國財團與本地小資本的牽制下，致使有關文化近用與文化產製的矛盾關係，「在『禁』的氛圍中無法討論」，期期以為不可。她希望前書的作者「說服著作權不能只是法律的論述」，「鼓勵更多的朋友已多元的方式介入著作權的全球論述」。吳筱玫、周芷伊的〈Tagging的分類與知識意涵〉處理的是日常生活的分享行為，「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傳播科技促進的社會實踐之規模與效能，因受限於人為的法律阻撓，迄今還沒有達成其潛能於萬一。作者選取並觀察與紀錄2008年2至6月的flickr首頁相片19張，指出「下標籤（Tagging）」固然不能說帶來新的秩序空間，但通過這個方式所帶來的經驗，打破了二元對立的現象，也「拉近了正統知識分類與日常生活經驗之間的距離，化解了主體／客體、理性／感性、階層／水平之間的界線」。

   莊迪澎、葉蔭聰、溫雲超與管中祥分別撰寫的馬來西亞、香港、中國與台灣的另類傳媒沿革及其近況，宗旨也在這裡。究竟，「另類與主流，獨立與國家」之間，如何看待與定位？三十年前，馬來西亞、香港、中國與台灣的另類、獨立媒體，先後取得運作空間，以雜誌形式為主。

   獨立未久的馬來西亞，在1977年有國民覺醒運動，並在1980年創辦（英語的）《激流月刊》，主事者為了發聲自主，刻意拒絕廣告至今。時代氣氛在香港亦見鮮明的展現，既有1967年事件，也有《中國學生周報》的自主與親美、《70年代雙週刊》的激進，乃至於第四國際的雜誌；許鞍華的《千言萬語》則以影像側錄當年的風貌。在中國大陸，單在北京，就有55種民辦刊物，臺北的「中共研究雜誌社」曾編纂20輯《大陸地下刊物彙編》。台灣也很熱鬧，《台灣政論》發行四期而腰斬，但不多久，一些俗稱（國民）黨（以）外（的）雜誌爭先恐後搶出頭，混合著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第三世界取向的、中華民族主義取向的、鄉土在地的刊物，紛雜並呈。甚至，地下（有線）電視台也已經冒出台面。 三十年後，四地的有心人在港台兩地，同步推出這四篇文章。聚首之後，來日是否能夠成長、茁壯，甚至百尺竿頭，顯係巨大挑戰。

    一方面，作為辯證體的一個面向，有依附就有獨立，有主流就有另類，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正經八百就有遊戲人間，有意義就有無聊。獨立與另類必然繼續存在，無庸置疑。在最高壓的年代，都會有政治笑話作為人心的抒發；高壓不在，反倒讓人心消彌於散渙。我們需要斟酌與集思廣益的是，另類媒體與主流的關係，獨立媒體與國家的關係，除了是監督與抨擊，除了是防範與對抗，還可以是什麼？或者，更正確地說，還應該是什麼？雖然規範的權柄不在我們手上。

   箇中答案其實內在於四份報告提及的經驗。一是要善用國家機器的內部分裂與衝突。中國在1989年以前，而特別是在文革後期至政權穩定前，地下刊物勃發一時，在六四前夕，其主流刊物才得以出現異見。馬哈地與安華的權力紛爭，開啟馬來西亞1998年以後的言論空間，進步華文作家的結合與網路傳媒的開拓，都在此時發生。1970年代的國際局勢巨變，侵蝕國民黨在台灣的正當性宣稱，順此再生本土化之說，衍生其後國民黨主流與非主流派、所謂統派與獨派的抗衡，在這期間，立足於本地的聲音及不同光譜的異見，有了較多的現身機會。

   國家機器本身是否出現裂隙，原因眾多，不是有心人能夠掌握，只能見縫插針。這裡，就是獨立傳媒必須踏出的另一步。人們理當勇於提出、端正自身而無畏收編的流言與風險，理直氣壯責成國家必須提供資源，作為另類與獨立傳媒之用。這個認知特別重要的原因是，儘管所有人都希望有朝一日，會有更大規模的「自由人的聯合體」之出現，讓所有人得以在此悠哉，不受組織的拘束，卻有組織的效能所提供的便利。然而，如實考察，我們看到政府的規模持續在擴大。「稅收」是政府規模大小與職能多寡的指標，以富裕國家組織OECD為例，稅收占其國民所得的平均比重，1975年是29.7%，2004年是35.9%。1979、1980年英美領袖由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與雷根(Ronald Reagan)出任，後人稱之為「經濟新自由主義」，但其實是以「強勢國家機器」推動「自由市場」（strong state, free market）。政府角色的不得不吃重，也從去（2008）年入秋以來日甚一日，以美國啟始、迅速波及歐洲與亞洲的金融核爆，至今無法不由各國政府出面搶救，窺見一斑。（當然，搶救能否湊效，是另一回事。）

   追求另類可能性的人，自然不肯聽任政府在擴大的過程，只是圖謀私人利益、只是資本增殖的盲動流竄、只是收拾資本禍端的後盾。雖然細微，惟事實上，從稅收取得多數財源的大學與公共傳媒（電視），有一小部分已經是橋樑，襄助了另類傳播內容的生產與流通。香港的藝文團體取得藝術發展局的資助而創辦雜誌、大陸《朋友通信》（服務同志的刊物）與《民間》等刊物由供職大學的人力投入、台灣媒改社團以大學教研人手為主力，都可以算是這個角色的承擔。香港電台若能轉型至公共電台，台灣的公共廣電集團若能有更大的規模，就會更加符合這個要求。

   近鄰南韓既因歷史的意外暴力，又因市民的努力投入，阿里郎責成其政府提供公共與獨立傳媒資源的成績，非常可觀，值得世人理解。無論是傳媒比較不自由的中馬，或是已經自由化的港台，都會從中取得不同的領悟。

   1979年12月首爾發生政變，次年光州事件後，統治者為鞏固政權而將私人電視全部轉為公營體制，另將所有廣電廣告由國家成立公社仲介，並提撥其收入6% 做為廣電基金，用於公益。隨南韓政權民主化，前述體制留存至今（2008年上任的李明博總統是否會改變之，得繼續觀察），但其公營機構的民主內涵已經隨社會更新而進步，其廣電基金的運用也因為法規的改良及市民團體的參與，慢慢遠離過去基金的惡名，不再等同於酬庸與籠絡。

   大約從2002年起，南韓最大的廣電集團KBS第一頻道，每週六在中午時段，播出25分鐘由市民團體自己製作，且由基金資助相當經費的電視節目，地方有線台也有類似設計。南韓另有一獨步全球的獨立媒體，這就是完全由市民團體經營的RTV衛星頻道。廣電基金一年補助180萬美元，獨家壟斷的衛星電視平台SkyLife再另提供60萬。RTV自稱有五大原則，「參與與近用、多樣、民主與自主、自我表意及傳播（培力），以及獨立」，它以這些經費的部分經營「市民網絡中心」（Citizen’s Network Center），強調「如何以批判的角度」拍攝影視作品，每日製播15小時節目。

   自詡獨立的邊緣與另類傳媒，固然得有精衛填海、愚公移山與薛西佛西斯的精神，卻又理當同時要有滲透與變化主流的準備及企圖，游擊戰與正規戰總是同時進行，陰陽相隨，虛實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