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  從台灣第一份日報,說到徐佳士教授的「博腦佛心」   /馮建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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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新民報》在1932年4月15日開始發行。它的前身是《台灣青年》、《台灣》與《台灣民報》,歷經不同的發刊週期與地點之後,在六十四年前演化成為本地第一份「日」報,以白話漢語作為主要撰述文字,同時另有三分之一日文版。

它的誕生,主要來自台灣仕紳階層的多年請願、爭取及抗議,同時也有「日本政客的權力鬥爭」所致。創刊三個月後,該報連續七個月連載小說《命運難違》,從中,後世的人可以窺知與推敲台人的廣播經驗。就此來說,「所有劇情片也是紀錄片;所有小說除了人名虛構、其餘各有所本」的說法,倒也得到了一種佐證。
 
王淑美的論文,對此就有著墨。她的〈媒體科技與現代性—回溯三〇年代台灣的廣播經驗與都會生活〉,勾勒了廣播進入台灣的歷史進程。作者並就其意義有所發揮,一個重要的參照與對比文本,就是《命運難違》這本創作於八十多年前,年輕人追求現代愛情、不願受封建束縛的小說。日本在1925年引進廣播,台灣則在1928年底試播,一年後在台已有9400台收音機,日人與台人的收聽戶約是三比一(儘管日人僅27萬,台人約473萬)。收聽動機之一,就在「收聽股市行情」,而當年台灣與大阪的物質及商業生活,關係密切更勝於台灣與其他日本都會(如東京),因此台灣的廣播內容,除了從出版於台灣的日文報紙取材,主要就是轉播熊本縣的廣播,該縣位在日本南端、距離台北1239公里,2016年4月14日晚間發生7級強震。
 
但不只是商業的實用需要,收聽廣播也不全部是特定階級或少數菁英的經驗。這是因為,殖民政府刻意設置定點,在「公園、公所、學校、集會點等」,放送廣播內容,這就使得有更多的人群,其「日常生活的慣例」及「個人和社會每天的韻律和節奏」,與廣播、報紙、流行音樂…等等大眾媒體的運作產生了關係,而這些具體的連結,同樣展示在《命運難違》的情節。
 
今年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十週年,吳廷俊、喻頻蓮研究《解放軍報》(1960-1969),分析該報在擁護毛澤東、學習及儀式化「毛主席語錄」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該報在1960年代擁有特殊地位,竟至中共中央局政治局常委、稍後擔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康生,在1966年4月,下令《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先送請《解放軍報》總編審閱。
 
這個特殊案例的起源,始於林彪在1959年9月接任國防部長。然後,林彪開始「得一人而得天下」的部署,遂在同月30日,假《解放軍報》與《人民日報》,同步發表他的文章——〈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未幾,「語錄化」這個「捷徑」登場,該做法適應低教育水平者的需要,先前的權威塑造,主要是訴諸知識階層,以及黨內高層。此一新式學習運動在1963年減溫,但1964年開始回漲,至1966年8月更是急劇升溫,兩報宣傳形成狂熱的「共振」,語錄不離口、不離手成為「繁瑣的崇拜禮儀示範」。1969年毛澤東刻意抑制個人崇拜,但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墜機蒙古身亡之後,「狂熱宣傳」才見降溫,至於「毛主席語錄」淡出民眾的日常生活,已是1980年了。
 
相應於當年運作在特定情境的《解放軍報》,以及現今中國大陸的報紙及其他傳媒,台灣報業所承受的時間壓力,自然不同。即便因為傳播科技的發達,以及同業競爭的壓力(至於有多少成分是讀者或受眾的需要,倒是應該另作探討),報紙網站會有很多的「即時新聞」,但即便如此,所謂「即時」,也只是將川流不息的時間,作一人為劃分(據悉,台北某報紙版日出兩百多則新聞,但僅在網路出現而不付印刷的新聞稿量,高達六、七百則),至於其每天出刊的報紙,所受時間的制約,依然與前網路年代,沒有太大的差異,報紙畢竟是一種「典型的時間組織」。陳百齡的〈追分趕秒:新聞組織的時間結構化策略〉,就進入兩家報社的新聞室,觀察、記錄與分析其圖表的產製,通過哪些策略,因應時間的要求(壓力)。
 
比如,「截稿時間」並非單一時點,新聞組織必須應對一天中,不同時段的工作密度差異。以此研究來說,報社進稿量在晚間七點半至八點達到最高(35件),管理這種「暫時性負荷」的現象,手段之一就是設置不同的分流點(截稿);或者,軟新聞先處理,硬新聞在後,也是因應方式。與此相關,編輯人必須嫻熟,進而掌控時間,所以就有「先求有、再求好」、「先簡單、後複雜」、「先穿衣服再化妝」,以及「每個版面上賣一道菜」(每個版面一個視覺重心)的做法。順此延伸,則要儘量讓性質緊鄰的工作,安排在相同的空間,以便節省協力時間;一個人也可以執行不同工作,如等待他人查證的空檔時,圖表編輯可以先行繪圖等等。至於工作分配單、休假輪值表…等等表單的建立,更是組織為了將時間類型化以便管理時,必有的措施。
 
時間夷平一切,公平對待萬物眾生。不過,對人世的新聞與傳播組織來說,影響、乃至於決定媒體表現良窳的要素,在「時間」之外,另有來源,其理至明。蔡蕙如以自己的親身教學經驗,佐以個案,並參照海外論述所完成的〈「媒體識讀」作為實踐「媒體改革」的反思〉,無疑可以是這些來源之一。在台灣,1990年代即已有人對比兩種傳播教育,一種是見於美國及受其模式牽引的「記者」(與相關傳播行業的)養成教育。另一種,當時的稱呼是「媒體公民教育」,顧名思義,其教育目標,並不是要培育特定行業的從事者,即便其教學內涵對於投入相關職業的人,必然另有作用。
 
幾年之後,後面這個內涵的教育在陳世敏與吳翠珍等教授的推動下,從大學開始,至二十一世紀初,已經延伸到了中小學及社區教育,這個時候,通用的詞彙是「媒介素養」或「媒體識讀」,希望通過教育,讓更多的人認知,傳播媒介(媒體)如同水、空氣與陽光,構成了人的生活環境,進而體認,如同我們不能聽任烏雲遮日、無法接受空污,也得確認水質無虞,那麼,如何確保媒介的表現符合人們的資訊、教育及娛樂需要,就很重要。媒體識讀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就在促使人們浮現這個意識及養成能力,想方設法而群策群力,敦促媒體生態得以健全;畢竟,假使僅只是傳授傳媒的實然運作,對其應然不作聞問,就會如同僅是養成耳聰目明閱聽人,但傳播內容乏善可陳,終究會讓人有無從揀精擇肥之嘆。
 
「新聞專業」無疑是健全傳播環境的重要一環,本期另以五篇專文紀念徐佳士教授(1921年5月22日~2015年12月22日)。陳世敏從「專業自主、專業知識、專業組織和倫理規範」,追思做為記者與學者的徐佳士對「博腦佛心」的終生提倡。何榮幸與邱家宜主要是從「台灣記者協會」與「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的創立過程,程宗明則多取有關傳播科技的面向,憶念徐佳士對後輩的提攜與啟發。林麗雲與嚴智宏聯合撰述,從「媒體改革的先行者」這個角度,聚焦在1980年代至本世紀初,徐老師通過筆耕以及現場參與,對晚生的示範與激勵。
 
馮建三
20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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