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  從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說起   /馮建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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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說起

60年前,台灣的第一部35釐米電影【薛平貴與王寶釧】問世,廣受喜愛,一舉在1956年,將國片(在臺北市)的票房,推上高峰,佔所有電影的票房26.01%(包括少部份港片),開創了國人拍片的第一次高峰時期。

其後,台灣電影史書或論文,無不提及這部影片,但現在的人,無緣再看,因為沒有人知道影片的下落。到了2013年,台南藝術大學音像所師生進入苗栗,在老戲院翻箱倒櫃,沒想卻找到了傳頌多年、但蹤跡全無的【薛】片膠捲,並且意外地發現,出土的這份拷貝,是在台灣化的閩南語之外,另有客語配音,這是另一個註腳,反襯當年影片受歡迎的程度。

按理,這是重要的台灣電影史料。政府無分中央與地方,應該重視其保存與活化。惟該部年久失修的膠捲若要修復,所需經費數百萬,迄今(2016年初)尚未聽聞已有著落。這個事實,顯示我國各級政府,最多是熱衷以電影做為行銷城市的認知與行動,但對電影在認同政治的作用,關注很少。

黃淑鈴通過批判觀點,撰寫〈地點置入:地方政府影視觀光政策的分析〉。她說,從2004年高雄市成立電影事務委員會,至2013年,全國22縣市有半數成立電影委員會,另有7個縣市設置協助影視的拍攝。然而,這些措施最多僅只是能在短期內,杯水車薪地對電影產業挹注資金,但畢竟這些城市在意的是,要藉此交換本城市場景的露出。這就造成「以扶植影視產業為名,行城市行銷之實」,長期來說實在無法有助於電影製片業的發展,卻已牽制了「影視作品的拍攝地點、場景、劇情與角色安排」,這是對「創意表達」的干預,減損了「作品文化性」。

觀看「電影與動畫」,這是人們最常從事的藝文活動之一。在訓練50位訪員,並由他們在2011年底撥打1500通電話、成功訪談798人之後,陳志賢更是發現,在大高雄地區,有42.5% 的民眾看電影或看動畫,僅次於接觸音樂類藝文活動的比例(47.2%),(第三位的「戲劇」則跌至21.2%)。但研究旨趣如其名,〈文化區異或文化雜食?─Bourdieu觀點分析大高雄地區民眾藝文參與和階級再製〉這篇論文,意不在重複經驗材料,而是予其理論及公共政策的蘊涵。其一是,海外(如英國),其中上階級的宣稱是,精緻文化的路線要予固守,實則他們的藝文參與早已通俗化。與此相對,在台灣,或至少是在高雄,藝文還不是階級鬥爭的主要工具。其次,若樂觀解釋這個現象,不妨說,若要舒緩藝文參與的不平等,在台灣的阻力可能較小。因此,最後的政策思維可以是,假使希望以「民主的藝文參與,預防階級政治的象徵暴力……建立階級平等的文化意識」,那麼,捨棄華而不實的文化創意產業等修辭,檢討市場導向的藝文產業政策,轉而改善藝文資源分配不均,「培養市民多元多樣美學素養……包容陌生歧異的文化創作」,才是政治人理當厚植的公共政策認知。

在創意人的認知方面,朱宜量的〈教義與教條:審視雜誌中化妝品廣告的美女創意〉有多項研究發現與推演,其中之一是提醒,即便不運用美女圖像等符號,「非美女創意類」廣告,其實也能有比較理想的展現。作者凸顯這個發現,肇因於她研究20137月至20147月,總計21期發行於對岸的《瑞麗服飾美容》雜誌,察覺其283則研究樣本當中,採用「美女創意類」的廣告達186則,將近是「非美女創意類」(97則)的2倍。朱宜量引了《易經》,表示「君子安而不忘危」這個古訓,可以用在各行各業,包括廣告創意。作者秉持「省思的態度和審視的習慣」,通過符號的分析,指出這些美女廣告的「創意過程猶如不斷按下電腦鍵盤的Ctrl+CCtrl+V一般『制式化』」。她對這種「創意的『趨同化』」雖然有所理解,但認為打破這種「『後期宰製力』魔咒」,並非不可能。

「創意」一詞,天生擁有正面的內涵或指涉,即便不免流於「制式化」。「敘事」一詞則屬中性,是以更得講究敘事的「策略」,特別是隨著不同的媒介性質,敘事的方式不能一成不變。

賴玉釵就此著力,她以獲得國際比賽獎項的繪本為對象,從中選擇兩類六種,研究它們在轉述為電影、電玩或音樂……等等作品時,展現了哪些跨媒介形式的敘事策略。一類是原作者參與了改編的歷程,有四種,即分別於1963197819811985年,先以繪本形式出版的《野獸國》(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雪人》(The Snowman, 1978)、《野蠻遊戲》(Jumanji),以及《北極特快車》(The Polar Express)。另一類則在作品轉換為其他媒介形式的過程,作者未曾參與轉述,分別是19901994年首刊的《史瑞克》(Shrek)與《猜猜我有多愛你》(Guess How Much I Love You)。有此探討後,作者認為,〈跨媒介敘事與擴展「敘事網絡」歷程初探〉具有雙重價值,既可理解圖像敘事的跨媒介歷程,也能解析多種媒介形式聚合而成產業,增加牟利的方式。

牟利,並使其歸由私人佔有及處分,是當前體制的特徵之一,雖然仍有重要的社會制度(如家庭) 的運作,大致還能不受其支配,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確實以明確或者隱蔽的方式,持續滲透日常生活,變化「本來」的人我關係。

在社交媒體(social media)發達的社會,這個現象無疑是環繞手機而進行。四十多年前,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電視」為焦點,提出了「流動的藏私」(mobile privatisation),今日,這個概念更是栩栩如生,擴大地搬演於人與「手機」的關係。

資本增殖的動能,如同水銀洩地,使人難以不受其網絡的覆蓋。但有權力就有迴避、逃逸乃至於自得其樂的時候,也是不易之理。吳筱玫因此「撈取」19位受訪者至少一年以上的臉書打卡紀錄(少則數十筆,多則上千筆),最終訪談15人(123男,研究生、大學生、高中生各4人,上班族3人),用意就在展現這個道理。她說,使用手機及臉書等社交媒體的人,固然有不乏「把可能的消費者朋友納入同行者中,確保他們……按讚……也是商機」,惟整體情況是,「打卡時間點是學問」,反映了打卡者的「心境與生命歷程的地標實踐」,但也有「幽靈打卡情況普遍、花招百出」,亦即「同行不同在」的現象,同時,「反身性的分享與展演」也在所多有。〈網上行走:Facebook使用者之打卡戰術與地標實踐〉所著墨的是,使用者「將科技原始設計挪用成資源,去構築自己的興趣與慾望,從而開展殊異的行人言說行動」。

在資本商業文明的網羅中,臉書等社交媒體的使用者,是不是如同在冰封的河面下,「普通人比魚蝦快活自在」,是個有趣而值得考究的問題。另一方面,王汎森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等於是「下面的主動性及對策性……無限地擴大了上面政策的效力……原是為了避禍,但卻使權力透過毛細管作用滲透到各種」關係,無疑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觀察。

如果予以引伸,或者比附,那麼,進入社交電子傳媒的年代,「台灣社群的互信與合作」,在方孝謙通過《從大溪繞境到跨國婚姻》(請見本期黃柏堯的評介)完成「探微」之後,可以怎麼理解?

馮建三

20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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