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  韓流十年有成 台灣不進則退   /馮建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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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梁海戰》在去(2014)年7月上映,創造紀錄,約1800萬人次,也就是超過三分之一南韓民眾無分男女老幼在首輪上映時,先後前往戲院觀看這部電影。


        南韓電影從1990年代中期起,國片票房由谷底翻身至今。起初的重要動力是電影人在前爭取,市民同步支持之後,迫使政府回應而不再虛與委蛇,遂有「銀幕配額」措施開始有效執行。電視是另一個故事。


        本期《新聞學研究》以「南韓‧傳媒‧文化」為專題,第一篇論文的作者黃意植的主要論點是,「韓國電視產業……在封閉的結構下得以穩定成長……也為後來的節目對外輸出打下基礎」。1973年朴正熙改變KBS的經費來源,政府不再直接補助,而是代之以收視執照費,除減輕政府的財政責任,他試圖藉此為政治控制披上「公共機構」的外裝,想要減輕「人們對獨裁」的反感。1980年光州事件後,出於控制企圖,南韓大力改制私人電視,大致併為兩大公廣集團,並創設廣電基金與廣告資源管理機構。私人所有的(首爾)電視再次登台,已是1990年代初。亞洲金融核爆在1997年發生,IMF與外資更加強勢進入南韓經濟與社會,但其「國家介入市場運作的邏輯不曾消失」。金泳三2001年起大規模對三大報查稅,同年衛星電視平台Skylife升空,由南韓電信與三大無線電視主控。2009年,李明博表面上放寬管制,許可跨媒介產權,因此傳統大報得以從2011年起,進軍有線電視經營頻道,但黃博士指出,這些只是皮相,其內裡依舊不脫「政府扶助壟斷電視產業發展」的模式。


        韓國政府強力主導的作為,同樣展現在流行音樂K-pop得以走向海外的過程。韓人作品沒有殖民戰爭包袱,外流亞洲不會在各國引發「認同問題」。此外,阿里郎有其政府以超越日本政府(與業界)的積極投入程度,這些都是韓語這個「並非強勢語言」能夠快速跨越國境,並在東/南亞普及,取得相當大涵蓋範圍的重要原因。不過,李明璁更關注的是K-pop的「產製過程與消費面向」,他在2010至2012年間,在首爾訪談了5位南韓業界人士,在台灣則立意抽樣,訪問了10男13女,年齡在18-32歲共23位K-pop的粉絲。


        原來,非主流語言卻能流行,這是限制,卻可能使得K-pop的文本製造者,更為講求「視覺」、「身體」與「性別展演」:「舞曲強烈聽覺滿足……放大……視覺的……身體解放感受」。相較於英美日大型唱片公司起初不願讓旗下歌手在YouTube免費讓人瀏覽,南韓演藝經紀公司「反其道」利用這個網路平台推廣其樂手的MV,YouTube並在2011年底首次「為特定國家,也就是南韓流行音樂開設影音頻道」。此時,粉絲的經驗並非「物理」的追求所能夠解釋,其體會是多重的,包括「從觀看者變成了被觀看者,從閱聽文本進入創作文本」。一些粉絲也成為其他「粉絲同步崇拜的偶像」,他們取得了「次文化資本」,雖然K-Pop這類粉絲有多種面貌,但其性質「涉及了……國家官僚主導的……政策、資本壟斷集中的市場整併,與流行音樂風格的演進交融」。


        盧開朗寫的是「韓流」,包括電影、電視劇與K-Pop。「韓流」這個漢語名詞出現至今已經有十多年,究竟是偶然或必然出現,並無權威之說可解,就此議題,作者檢視三本書,略作抒發。一本是南韓政府出版,有關韓流的英文出版品。另兩本是分別由韓文與英文翻譯為中文的學術作品。雖然韓流的起源及未來並未定於一說,但確定的是資本仍穩固算計了K-pop的整個製作環節。南韓電影走上好萊塢的大製作,與其爭雄,但師法這個模式實已造成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問題。盧開朗另有一關懷,此即隨著韓流商品的擴大,雖說是多元混合及在地化的流程並行,惟韓流的國籍區隔似乎也在逐漸模糊,韓國性出現難以區辨的趨勢,無法用文化必然只是混合的形成這個說法,輕描淡寫處之。


        南韓影音作品是不是在混合過程中,逐漸失去韓國性,論者會有不同看法,如同好萊塢是否因為海外市場佔其收入比例相當高,致使其影片少了美國性,歷來存在互異的判斷。與此相對,比較確定的是,南韓本世紀以來的多方面表現,迥異台灣,特別是影音視聽在內的大眾傳媒之經濟實力,以及相應的文化展現之成績,阿里郎確實讓國人大開眼界。


        劉昌德的論文結合了政治經濟學與文化分析,從另一個視野,既是呼應也是豐富了黃意植與李明璁的鋪陳。他以10年為期,選擇台灣5家報紙,包括《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立晚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剖析它們在相關的體育運動「關鍵論述時刻」,有關「仇視中國」與「仇視南韓」的報導,計有1980年代「後冷戰威權政治期」的113篇、1990年代「政治本土化與經濟榮景期」的61篇,以及2000年代「全球化競爭期」的449篇。作者發現,「仇中」比例在「1980年代約為二成四、1990年代約為一成、2000年代則明顯升至高峰的近三成」,「仇韓」則「在三時期都有超過五成、差異不大」。但2000年代的突出之處是,除了數量增加,國族仇恨進入「頭版」與「焦點版」的「比例大幅提高」,同時,「仇韓報導在軟性新聞版面的比例……明顯提高」,其背景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下台灣經濟競爭落居劣勢」,南韓視聽產業「『入侵』」台灣、衝擊本地藝人的工作機會……使得「仇韓」成為娛樂化的國族主義展現舞台」。作者指出,這是過去十餘年來,台人自信減少而焦慮增加的一種映射。


        配合本期專題,編委會規劃〈「南韓傳媒與文化」學位與期刊論文彙編(2001-2014)〉,由房翠瑩、黃安琪與蔡依桃聯合執行,該編不從作者的姓名筆畫,而以文獻出版時間排列,藉此可以讓讀者更為清晰地掌握,台灣學界研究南韓影音現象的沿革與起伏。本彙編電子檔除以PDF格式提供,另製作excel檔案,方便使用者依據需要,自行調整。本期另有兩篇書介,袁永興介紹《韓國流行音樂全球化之旅——「SM娛樂」的創新實踐》(作者是朴允善、張寶芳與吳靜吉),黃順星的《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1980-2005》則由邱家宜以〈從「侍從報業論」到「場域理論」〉為題,有述有評。


        鄧郁馨與王嵩音研究的是,情侶你來我往的關係在科技發達的當下,相較於更為傳統年代,是否已有差異。兩位作者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問卷調查,先作前測後,在2013年夏日提供禮券,取得356份有效樣本,填答者年齡不限,但都還沒有結婚,也必須要有一位固定交往的對象。此外,本研究另以面對面方式,對7人進行深度訪談。本文的主要發現是,情侶間普遍使用的交往工具固然不離手機與社群網站,惟即便有各種影音圖文的幫助,卻「仍然不足以準確表達出他們的語氣或想法」,因此,傳統的「見面」依舊是「最佳的溝通」方式,「溫暖或生動的感覺」與「信任」這個重要的元素,都讓科技束手無策,難以提供。


        「信任」不但對情侶很重要,對企業來說,也是。穀羽的新穎研究,結論之一質疑了Michael Porter等人的看法。作者認為,企業從事公益傳播的過程,若是植入自己的品牌,想要通過置入方式進行「戰略」部署,其實可能「會部分抵消品牌信任」,致有得不償失之虞。作者研究每日發帖2872次(關注者1.689萬)的「@戴爾公益」、「@中糧美好生活」(3081次與20.1982萬),以及「@平安愛心公社」(4202次與20.3307萬關注者)等三家企業用戶,觀測2012年間利益相關人的發帖,以滾雪球方式,抽取289份微博文本進行分析,該文另有三個發現。一是線下公益活動,才是企業公益微博建立品牌信任的最主要因素,而產品體驗若與公益傳播不合,將損害信任。其次,企業必須主動回應公眾的網路指責,嚴格管理產品和服務品質,缺此,信任難以持續。最後是企業若能得到更多志工參與其傳播,有可能比物質捐贈,得到更佳的企業傳播效果。


馮建三
20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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