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 /  思考新聞:「媒介」問題   /馮建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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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聞學研究》出版之日,晚於《媒介學引論》七、八個月,《普通媒介學教程》應該已經在對岸出版。兩本書的作者都是法國人德布雷(Régis Debray)。早在1973年,這位傳奇人物的政治著作已有譯本在上海問世。不過,他的「媒介學」(mediology)論述雖然早有陳衛星教授(本刊編輯顧問之一)的介紹,但完整以漢語出現,就在今年,距離德布雷答辯博士論文《媒介宣言:論文化形式的科技傳輸》,適巧已有二十年,相隔德佈雷受邀訪問古巴,剛好垂半世紀。

「媒介學」不是「媒介化」,也不是「中介」。但唐士哲爬梳這兩個概念的動力,同樣也是起於關注科技變化與文化形式。除了人與人面對面的互動,是一種「直接的」(immediate)經驗之外,從羊皮竹簡、書報雜誌,再到當代各種傳播電子器材、手機與網際網路,人與世界的接觸無不進入「中介」與「媒介化」,雖然這兩個指涉仍然「有所差異」。唐士哲通過這兩個名詞與概念,試圖〈重構媒介〉,聚焦在「傳播實踐」與「社會建制」的互動,認定即便在各色仲介或媒介的爆炸與無所不在,人區辨虛實的能力,依舊存在;而任何傳媒,無論新舊,皆須在「實存社會場域……協商其實存的意義」,全然斷裂之說,合當懷疑。作者說,儘管「介」與「媒介化」在探討媒介的社會化過程時,有其「宏觀的時間格局」,但若對照政治經濟學之常遭理解為是對鉅觀與結構的關照,這兩個概念另有「微觀與個體」的「傾向」,亦有探索媒介對建制權力之影響的企圖,主流階級要以傳媒控制社會,但公民意識也會爭取在傳媒找到匯聚之所。

相較於這篇理論探索,有其凸顯技術形式的意涵,本期其餘六篇文字,都與新聞攸關。

作為一種「內容」、文化形式,「新聞」脫離了口耳相傳、道聽途說的階段後,首先寓居在雜誌與報紙。因此,受到美國影響的教育系統,往往跟進美國,在大學設置新聞科系。其後,先是廣播,後是電視,晚近再有網際網路、手機、社群(社交)網站……其業主紛紛也在自創或轉載新聞。

有趣的是,跟隨日新月異的科技,新聞早就翻身而無處不在,但這個事實不但未曾「嘉惠」新聞的研究與教學,反而誘使不少相關高教機構更弦易轍,有些是關門,另有些更改科系名稱、再有些則加「傳播」於新聞旁側,或是讓新聞、廣告與廣播電視(這是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對比,「新聞、廣告」系以「內容」命名,「廣播電視」系則從科技)融會貫通,共生於「傳播」。

作此調整的高教學府,原因各異,但若人們(特別是西方人士)覺得「新聞」是牽累,似乎可以找到箇中的技術原因:網際網路1995年進入商業化階段之後,報紙發行量在西方及較高經濟所得的亞洲國家,明顯下降。20092013這五年之間,雖然亞洲、拉丁美洲、中東與非洲的報紙發行量增加(6% 以上),歐洲與北美及紐澳則相反。

另一方面,歡欣於新科技樣貌的人,不以報紙發行量減少為憂,畢竟網路年代的新聞,擁有更多發揮的空間。也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2005年興起的一輪改革,可以看作是這類事例之一。

大西洋的彼岸還有另一個故事。新聞「職業」高等教育並不發達的英國,業界常有人自我消遣,稱自己不是「第四階級」,是「第四等階級」。到了2005年初春,歷來以搞名人瑣事、製造醜聞、花錢買消息來源的報刊與記者,相繼得到年度新聞獎項。此舉惹火了11家報社主編,他們表示,將考慮杯葛次年頒獎。見此,蓄積多時、曾在傳媒工作多年後轉學院的記者二人,聯袂另兩位現職的資深記者找來贊助,也說服了牛津大學,希望牛津以其聲望及影響力,作為改進英國新聞表現的額外力道。最後,就是以路透社捐款作為基礎,在2006年創辦了「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牛津的例子是業界與學界的匯流與合作,世界各國的公共服務「廣電」組織(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PSB)則力求與時俱進,既正名也善用技術條件,晉身為公共服務「傳媒」(public service media, PSM)。他們認為PSB不能劃地自限,必須也將各種新媒體服務納入,不如此無以茁壯成為PSM,其中,BBC的新聞服務成績最稱可觀,不但流量遙遙領先英國同業,放在全球,贏過人口是其五倍的美國之CNN紐約時報

BBC的新聞部設有社群媒體部(social media department),規模不小,編制全職記者20人,「網搜」固然是其業務,但查證網搜的真實性,乃至於補採,可能都是其工作範圍。劉蕙苓在2012-2013年間,訪談一家無線電視台及兩家衛星電視新聞台共15位新聞工作者,發現網搜已經常規化與逐漸專責化。不過,無線台未設專人,反而是調派記者的主管變成「專職」網搜者;衛星新聞台雖有3-5人,但網搜不是其全部工作,他們另得看地方新聞影帶後,從事寫稿與過音等工作。由於這些電視公司發展網搜「並非為了內容多元或服務公眾」,而是仍然受制商業競爭過程的壓力,遂有網路內容變成「廉價競爭工具」、記者減少經營傳統路線、新聞畫面標示「攝自網路」以示已盡形式責任等等背離新聞專業守門所須有的作法;既有這些研究發現,〈匯流下的變貌:網路素材使用對電視新聞常規的影響〉的作者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依賴網路素材是否會讓新聞人「合理化」這些行為,甚至覺得「今是昨非」,致使新聞最終「失去了社會的信任」?

陳雅惠〈探索網路新聞敘事新方向〉,凸顯了網路傳媒的與許多特性,尤其是網路的「超文本」及「互動性」,傳統媒體無從想像。因此,「超文本」的存在,或許已經使得新聞情節的組織結構,產生了新的組合;比如,新聞的主從情節、爭議新聞的不同立場、新聞人物的互異觀點,新聞結局的多元關係,可能各自會有相應的敘事結構。網路的「互動性」則有潛能,可以讓記者慣用的第三人稱、客觀中立的位置,發生變化,此時,使用者在記者協助下,會有較大機會,探索不同的外在路徑或內在觀點,或者參與新聞情節的外在或內部發展。作者最後另有提醒,這篇文字僅只是理論推演,記者或其傳媒組織是否終究會作此開發,是另一個問題。她說,假使傳統媒體遇到障礙,比如,在處理「爭議、多方觀點、發展性與多日連續報導」的新聞之際,這些新的表意潛能,可能就會得到比較多的發揮空間。

陳百齡與鄭宇君的〈從流通到聚合:重大災難期間浮現的資訊頻道〉,研究2009年,許多網路志工因應莫拉克颱風,起而自動在八月八日及九日架設,並開始運作的三個災情網站(「浮現型頻道」)。三個網站的點閱都超過百萬次,至其停止運作不到一個月期間,總計累積約16千筆資料。依據這些原始素材,加上政府救災單位的119報案紀錄將近3千筆資料,作者從中抽取1千則進行人工與自動化兩種內容分析,發現這類網站的活躍動能在災後第「3天是尖峰,14天趨緩,第21天幾近結束」。分析出現在這些網站的詞彙,則可「推知」災情網站的文本呈現一個趨勢,起於「訊息交流」,3天後就有愈來愈多的「行動」與「表達」詞彙,顯見各色文本的傳輸,有一趨勢,往「社會聚合」移動。作者提醒我們,本文的分析固然是誕生於「災難情境」的浮現型頻道,但「許多重大公共事件都可以運用這個概念作為觀察的視角」。確實,科技發達後,固有的自上而下之新聞產製模式早就起了變化,這就是自下而上的志願參與及各種新興作為,已經發展了很長時日。兩種新舊模式、使用者創生或公民記者及專職記者的內容產製,彼此各自發展或是相互滲透,是個饒富意義的課題,但新聞與資訊的產製,無分新舊模式,若非進入商業增殖的航程,就得開拓去商品化的社會服務,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的成份多些,科技無法代答。

2007720日,我國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年金法》。新加坡政府在2008213日則有《公積金終身入息計畫》。陳昱名取兩國兩部法案立法完成之前後半年的報紙(台三家、新一家),分析兩地主流新聞與評論對於社會福利的認知。他的發現是,即便台灣傳媒的藍綠黨派傾向不同、「三報的福利價值觀大有出入」,但空談社會權與福利想像的同時,「卻刻意忽視義務面的建構……如……加稅」。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則尾隨政府設定的意識形態,「過度宣染」西方國家的福利依賴,未能如實呈現高福利支出與經濟榮枯並無必然的關係。

本期介紹兩本書。吳宜蓁說,《危機傳播與新聞發布理論、機制、實務》的最主要讀者是「政府官員」,該書的作者則努力「創新思維」,「特別」希望刺激官員當中,陷入「僵化思考框架」的人。劉忠博推介的《資料好神,敘說故事百千樣:資料新聞學開講》邀請讀者入門,一窺堂奧:新聞編採歷來無不需要運用資料,現在,西人推介並再次東傳,致有「資料新聞學」這個名詞的傳散。無論是鎔鑄新詞,或是新瓶舊酒,這本文集是要作為落實「開放近用」精神的另一個途徑與動力嗎?讀後就知。

馮建三

201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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